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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3 05:55栏目: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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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0年9月6日第19版,作者:黄爱军,原题:《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新进展》

一、关于西安事变的主角与解决方针

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多年来学术界并无疑义,都认为在发动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中,主角是张学良。张学良本人也曾多次在有关事变的回忆中承认这一点。杨天石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认为,事变的主角不是张学良而是杨虎城。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不是杨虎城,而是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合力中,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出色的统战工作,无疑是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终能发动兵谏,实行“逼蒋抗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披露了共产党人黎天才、吴雨铭、李希逸、罗章龙等在张学良部工作、策动兵变的情况。陈铁健认为共产党人对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李义彬对此问题进一步作出考证,认为这个方针的制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1936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扩大会议,基调是“审蒋”、“除蒋”。时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坚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没有赞同“审蒋”、“除蒋”主张,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中共中央经过对西安事变后形势的观察,认识到只有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才能有利于结束全国内战,实现全民抗战。12月19日,在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举行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此期间,12月16日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电报指示,无疑对中共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起了积极作用。

关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释放蒋介石问题,学术界依据有关周恩来的重要着作所形成的流行观点认为: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不同意当天释放蒋介石,而张学良拉着杨虎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匆忙释放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占善钦依据台湾公布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的日记,并通过对其他材料的佐证和推导后认为,发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虽然早有释放蒋介石的筹划,但是在国共谈判成功之后才释放了蒋介石;周恩来对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是知情并同意的,还提供了关键性帮助,但对张学良亲送蒋介石是不知情的。占善钦还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张学良的安全等,中共长期以来对西安事变的宣传有所保留。出于这样的考虑,没有论述周恩来在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一事中的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回避周恩来的作用,就可以突出张学良,有利于张学良的安全;同时还可以维持蒋介石“体面”地回到南京,突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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