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关头的战略抉择

2019-10-16 08:17栏目: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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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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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司马迁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文革后诞生的“改革开放”,一眨眼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曾几何时,中国朝野对于“改革开放”具有高度认同;时至今日,“改革”、“开放”乃至“现代化”,均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抨击。人们的心态变化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也正在发生转折。在这种情况下,格外需要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作出战略研判和选择。

  

  一、中国:现代化的连续与曲折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1840年代发生碰撞后,经过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又经过同光中兴(或者叫洋务运动)的二十年,到1888年的时候,现代化的基本路向已经确定。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这四者,分别是国家疆域和行政区划现代化、经济和交通现代化、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大致以三十年为一个时代,可以把一百二十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但是,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化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和时间。如果用现代性这把尺子来衡量,又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筚路蓝缕的三十年(1888—1918),误入歧途的六十年(1919—1978),拨乱反正的三十年(1979—2008)。

  

  历史死胡同: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为什么说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现代化步入了歧途?因为他们所推行的,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在逻辑上,这是一个悖论,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死胡同。凡是走上这条歧途的国家,最终都要回归主流、回归正道。

  三十多年前的四五运动,把“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旗帜。这表明国民已经普遍意识到,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成果不彰,远远落在了欧美和日本的后面。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差距,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对于毛泽东路线的“反现代性”,当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清晰。进入19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者追随其在发达国家的老师,对现代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以致国人至今对“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缺乏系统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现代性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的主体性,或者说人的解放。如果以压制人权、扭曲人性、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表观性的现代化成果,就是典型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

  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是从“共同体”到“社会”。人是群居的动物,但是经历了从小群体到大群体,从命中注定的“共同体”到理性建构的“社会”的演变。在现代公民社会,一个人可以选择参加多个社团,社团可分可合,成员可进可出。而不允许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结社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则是“反现代性”的。

  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从“主—奴”结构的帝国秩序到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德国纳粹主义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东亚新秩序”,都是与20世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潮流背道而驰的。

  现代性的第四个特征,是世界化、全球化,从一国文明、地区文明到人类统一文明。无论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康有为还是李大钊,都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违背老祖宗马克思的离经叛道之说。

  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为了“赶超”而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国家,不论是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最终都竞争不过坚持现代性的国家。即使前者能够在短时期中占上风,也不是这些国家多数国民的福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俄国、中国,都上演了一出三部曲。先是向现代化先行者学习,因为步履维艰而怀疑而放弃;然后是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成为“世界革命者”;最后是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区别在于,德国和日本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主流;俄国和中国则在回归途中,还不那么心甘情愿,还在走走停停。

  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

  

  四个时代的上升曲线:国家基础设施和国际地位

  

  梁启超时代的历史功绩是建立“新中国”,熔铸大“中华”。所谓“新中国”,一是指从由本部和周边藩属混合而成的传统王朝转变为具有明确边界和领土范围并获得国际承认的现代国家(这个转变是极为艰难的,与大清帝国并存的其他几个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都土崩瓦解了,只有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二是指从固守传统体制和习俗的保守国家转变为具有现代化导向新道统的进步国家。梁启超首创“新中国”一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共同打造了中华民国这个“新中国”。先于陈独秀和胡适,“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一手促成了“新的崇拜”。早在1902年6月,他就在《杭州白话报》写道:“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针对孙中山鼓吹“汉民族主义”,梁启超提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应当提倡“国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正是在梁启超的倡导下,“中华民国”的大“中华”取代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小“中华”,国族观念开始超越于种族观念。

  蒋介石时代开启了城市纪元。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这个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是实现和保持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统一,以及在前两个时代“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的基础上,将政府行政组织延伸到城乡基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家行政机器。在中国皇权统治后期(从唐代到清代),正式的官僚机构只到县一级。清季民初,就已经开启了“政府下乡”的进程,但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基层政府构建工程。凭借国家行政系统的强制性动员能力,毛泽东时代得以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

  邓小平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为“一心一意搞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内外条件。“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只有3.0%;按名义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从1978年1.8%上升到2007年的6%;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44.9%;如果考虑到在城镇中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早已超过了50%,也就是说,两千年的“乡村中国”已经转变为“城市中国”。

  梁启超时代,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巴黎和会,但日本成为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使国人深感耻辱。蒋介石时代,由于全国军民的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中国得以参加开罗会议和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罗斯福称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或世界“四警察”之一。毛泽东时代,拥有原子弹的中国虽然还不能与美苏两个核霸主平起平坐,但是“四两拨千斤”,中国的份量放在哪边,哪边就能占据优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与尼克松握手,是苏维埃帝国从扩张到收缩,从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邓小平时代,由于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从小于五到四到三再到第二位,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一条曲线。

  

  三个阶段的跌宕起伏:国家意识形态和公民社会

  

  清末民初,虽然很多地方的底层民众还不开化,但中国的精英阶层尤其是知识精英,曾经有过高度的共识。胡适在1933年写道:“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在民国第一个十年中,公民社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至今尚未能够超越。

  五四运动之后,风向变了。胡适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五四运动后,国民党恢复了活力,共产党破土而出。胡适在1929年就给国民党定了性:“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种保守性。”“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进入1930年代以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推行“党化教育”,压制言论自由和思想异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倒是打出了反对文化专制,鼓吹自由人权的口号。在驻华美国人眼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本质上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后者更廉洁、更有活力。因此,在国共三年内战时期,美国人先是当和事佬,后来则袖手旁观,司徒雷登大使还在被共军占领后的南京逗留了一段,准备与中共政权接洽外交关系。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中共掌权后,在“舆论一律”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年还能躲在租界里骂国民党的左翼文人,纷纷沦为被“无产阶级专政”“杀、关、管”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公民的各项权利乃至私生活和个人隐私,统统被剥夺了。民营企业和民间社团,受到犁庭扫穴式的荡除。在“大跃进”高潮时,连家庭都受到了冲击,毛泽东亲自鼓吹“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国大多数农村吃饭在“公共食堂”,少数地方甚至实行夫妻分居,分别编入“营连排”民兵组织。到了文革时期,官方喉舌公然提倡“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恩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要求七亿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用胡适的话来说,“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文革已经“反动”到了极点。

  四五运动标志着风向的再次转变。毛泽东去世后,“拨乱反正”成为新时代的口号。官方人士心目中的“正”,最初只是返回“三项指示为纲”的“治理整顿”,回到1975年;紧接着变成返回文革前“十七年”,回到1966年;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变成返回中共八大之前的“七年”,回到1956年。民间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正”,则跨越了1949年,直指1919年。1980年代的“文化热”,所热衷的并非只是“文化”,实际上是借着文化的由头呼唤政治上的“德先生”,呼唤民国初年已经展现出蓬勃生机的公民社会。官方与民间两种拨乱反正理念的不协调,最终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碰撞。为了重塑执政合法性,邓小平在1992年作出决断,一方面压抑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的回归。用上面所引胡适三条标准来衡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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